世界历史网以史官的角度观点记录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故事!
我想看 刘彻 三国形成原因 虎豹骑 高俅 2015年 鸦片战争 唐玄宗 魏国 抗日名将 富国 军力报告 状元郎 唐朝人 人类 五胡乱华 中国军区 向忠发 进士 阴丽华 汉三杰
世界历史 > 中国历史 > 中华民国 > 史事点评 > 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

时间:2015-06-11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个历史时刻,最紧张最仓皇失措的,恐怕是黎元洪,这是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喜剧,黎元洪之惧,倒并非他的生命有危险,而是起义新军,四处寻找他,要拥戴他做首领——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这个让他害怕。

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开始与失败-世界历史网

重看那段历史,黎元洪后来虽贵为民国总统,但还诚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恐惧,在一封写给清朝海军提督的信中,他自述出任都督经过:“……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如此情状,既真实也狼狈,非革命派出任革命军的首领,革命派的同盟会成员当然心有恨意,后来被称为辛亥元勋的居正记录这一时刻,又增添了更能形容黎元洪窘状的细节:“黎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查得之……”有此恨意,只因黎元洪所得,即同盟会所失。其中,最为后悔者,则是宋教仁。吴相湘先生所著《宋教仁传》论:“武汉情势既已展开,宋氏不及赶赴事机,引为终生大憾。”

这一历史的细节,并非只是黎氏的八卦,历史跌宕起伏,从同盟会角度看,这一拥黎之举,已使历史面目大变,而原本同盟会是可以名正言顺领导这场起义的。

1、失去的机会

辛亥年之夏,四川保路运动风波骤起,湖北其时也风声鹤唳,社会盛传:“八月十五(阳历10月6日)杀鞑子。”这种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湖北的革命派文学社与共进会商议合作,决定派人赴香港与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并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刘公与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与参谋长。居正,即为当年去上海邀约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的关键人物。

得到居正的信息,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决定不等在香港的黄兴回来,即赴武汉主事,很意外,谭人凤忽然染病入院,不及出行,随后又有意外,宋教仁的好友胡瑛,当时虽被捕在湖北狱中,也秘密派来一学生找宋教仁,《宋教仁传》记:“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这是一桩疑案,胡瑛是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不能发难”真正的理由,难以认定。

从读史者后来能够占有足够的材料看,这个时机,还真是天赐良机,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当年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1.7万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团体)及已有联络的约6000人,1911年8月、9月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汉的约8000人,其中约半数与革命党保持联系,就比例上说,情势有利革命党。”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平情而论,武昌起义比较仓促,计划一变再变,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稍早一些时候,蒋翊武被调入进川部队离鄂;起义前一天,孙武因为制造炸弹失慎引发爆炸而受伤,与孙武共造炸弹的刘公,在派人送孙去医院后,也迅速躲藏起来,其妻子与弟弟,都被逮捕——历史学家李剑农据此解释,这是胡瑛劝说宋教仁湖北“不能发难”的理由,但是,蒋翊武确实离开了湖北,但孙武受伤却是在起义前一天,亦即在胡瑛密使劝阻之后,所以,据此而论,胡瑛的理由未必明确在此,信息不对称,或许是解释这一变故最合适也难确凿的理由。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

10月10日,武汉起义爆发,寻找此次“革命”的领导人,遂成关键,蒋翊武离鄂去川、孙武受伤、刘公“失踪”,而黄兴与宋教仁,包括谭人凤都未抵达武汉,一个又一个的环节错失后,黎元洪获得了机会,虽然他甚至躲在床下,不乐意接受这个首领之位。

从同盟会以及革命事业的角度,这当然令人扼腕,谭人凤后来评论:“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事处历史巨变时刻的当事人,其进退稍有失措,即使历史跌宕。那个历史现场,以及谭人凤的愤怒,后世读史人当然可以感同身受,只是,历史现场还有另外的信息不容遮蔽,武昌起义事发,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即逃亡,放弃抵抗,革命军于是有了意想不到的顺利,所以孙中山先生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抽身离开同盟会视野里的历史现场,孙中山所言当然客观。

只是,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致力于革命,并选择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无数先烈无数牺牲,最后一击,却于偶然间失去领导权,难免遗憾。

100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公允而论,历史逻辑已然昭著:清朝之倾覆,各种政治力量合作促成而已,任何单向度的逻辑解释,都将失之武断,这段历史,足可供后人再三思考讨论的是清亡之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以及经验与教训,显然,“民主政治”这一开创性制度及其演化,所有讨论,则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非此,一切徒为空论。

2、失败的立宪,以及新的政治力量

湖北新军起义发难,总督逃亡,然后,辛亥革命成功,历史果真如此简明?当然不是,武昌起义,史称“首义”,即“率先举义”,它的结果得等到4个月后清帝逊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既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刻,所谓“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这一时刻,细究这一历史时期,其方法论当是厘清各种政治力量,并研究他们的运作与互动。舍此,无可理解庞大的王朝何以顷刻间颠覆,也无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艰难。

回到武昌首义的那个历史现场,真问题便是:谁能帮助革命军稳定战争状况下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宪”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宪派。

一般史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朝取“立宪”制度的关键,梁启超论日本之胜“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特效药”,此论迅速而广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强人,放权,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过?所以,她为什么会决定放权“立宪”,当是疑问,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解释极具洞见:“迫使清内外当局不得不走向立宪法道路的最大原因,为不断增高的排满空气。满、汉的不睦,至维新运动而愈彰著。主张维新的尽为汉人,反对的多为旗人。政变后遭诛戮惩处的全为汉人,以满排汉之说,一时极盛。”由此而观,“立宪”选择,其动机实为缓和民族矛盾。

此际,民族矛盾已臻极点,“立宪”制度不过为缓和与补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见者实为能窥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爱新觉罗氏后人不肖,最后不仅未能缓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并断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辞世,有罕见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离世前,慈禧的清廷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9年预备期,时间,还来得及吗?

慈禧离世并没有中止“立宪”运动的运行,1909年开始选举“咨议局”,次年选举“资政院”——“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以咨议局及资政院作为人民练习议政的场所,是一种临时议会的性质。”若取“民主政治”来观察现代化的中国演进,这是重要环节,毕竟,票选议员的经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简而言之,这次选举是一种复选方式,即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比如,陕西的议员定额为66人,初选时选出10倍于此数的候选人660人,再由这660人互选出66名议员,当然,初选,也有省份定5倍于定额候选人的,这是各省咨议局的选举,而资政院200人的选举,则一半由咨议局选出,这是民选;另一半由皇帝指派,这算钦选,如今,更为认真记录的材料已经泯然。

历史学家张朋园,查访各地方志,搜索集纳,统计这一选举: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当年享有选举权利者之百分比为0.39%,也即1000人中仅有4人获有选举权,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在清朝内部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后来,泛称的“立宪派”,即由此次选举而生成,按张朋园著作的注释所统计: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当时中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官职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因为咨议局与资政院的成立,传统功名之外,“议员”,新的政治之途,似乎为中国传统士绅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由士绅演化而来的这一政治集团,显然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带有“地方性”特征。

观察政治之演变,若无政治集团之概念,从何谈起呢?

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这一决议,未使立宪派满意,他们谋求第四次请愿,这次清廷极其严厉,将新来的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还将天津的温世霖发配新疆。

体制内的进步,空间近无,《近代中国史纲》述论:“请愿不成,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中国基础性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弃清朝,这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后,清廷宣布责任内阁人选,史称“皇族内阁”,当年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立宪”选择,结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倾覆,无可逆转,辛亥革命后,取“共和”制度,“立宪”自然烟消云散,但这支政治力量却未消失。

本文发布于世界历史网的文章,如有转载,请注明原文摘自于世界历史网:http://www.shijielishi.com/minguo/ssdp/607.html,注明网站地址;否则,禁止转载;谢谢配合!

相关标签: 辛亥革命 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