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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死于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时间:2016-09-30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186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首领之一的石达开在大渡河被清军围堵,壮烈牺牲,当时记录他辗转往四川的行军路线的,主要是清朝的有关机构和地方志,我们看看清代散文名家薛福成笔下的石达开,是个何等样子。

在薛福成的《书巨寇石达开就擒事》中,石达开在天京事变之后的行军路线是这样的,率军驻扎在江西一带,与曾国藩相持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浙江,福建,再转入江西,接着进入湖南境内。湖南的巡抚骆秉章调动一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与石达开部在洞庭和衡山一带作战,精疲力竭之余,勉强将石达开逐出湖南,“仅驱出境”。到底是被骆秉章驱逐出去的,还是石达开主动撤走的,这个已经很难定论了。

石达开帅师进入广西,绕着湖南边境走动,渐渐推入贵州和云南交界地带,寻找进入四川的线路。石达开善于打游击战,每次行军都不走中心地段,而是避开清军兵力集中的地方,朝偏僻的地方走,“厥性惯走边地,避实蹈瑕”,每次被官兵围堵,就躲入山林,再伺机突围,“使官军震眩失错,莫之能防”。

薛福成认为石达开是想从四川进入陕西,引诱官军北上,而必经路线是大渡河,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石达开知道这一带十分险要,行军不易,同时了解到这一代归土司所管辖,因此事先也做好了和土司的沟通工作,土司已经答应放行。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此时已经成为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也注意到土司们和太平军有来往,马上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派王应元率军进驻此地,而此时的石达开还蒙在鼓里,带领四万部队从小路进入该地,也就是当地所说的紫打地。即使如此,太平军还是有机会,因为已经造船渡河,渡过一半人马,然而谨慎的石达开怕清军在这个时候半路截断渡河的部队,下令已渡河的部队撤回。偏偏不巧,这个时候山洪暴发,船只无法渡过,石达开又决定再等一两天,又一次错过时机。

最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堵,虽然奋力作战,还是不能突围,石达开为了保全部下,前往敌营,被清军押送到成都。面对清军的盘问,他镇定自若,对答如流,而且还表达了对清朝将领的蔑视,“于当世诸将负盛名者,皆加贬辞”,唯独对曾国藩的善于用人稍有赞许。

薛福成认为,石达开成也是因为善于走险道,败也是因为善于走险道,“是役也,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

石达开死于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世界历史网

石达开远征军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在探讨过程中,各执己见,往往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军事策略等作单方面分析,说服力不强。

本文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作些综合分析。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根本原因,拟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石达开出走天京,远征不归的前因;二是他在大渡河畔种种遭际的后果。

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农民领袖思想的蜕变,必然产生内讧和分裂,石达开不幸卷入这一漩涡,埋下了他日后悲剧的祸根。

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由弱转强,迅速达到革命的顶点。然而,农民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思想上的劣根性便渐渐暴露了。以往,太平天国领袖们连年征战,无遐制订“天朝”的伦理纲常。定都天京后,他们不思进取,固守半壁江山,在永安封王的基础上,沿袭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职官、等级、礼仪制度。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各王、爵,把革命中夺来的权力,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

洪秀全从此深居简出,于“天朝门”外挂了十余丈长的黄绸,上书:“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并大兴土木,营造天王府,选妃择嫔。众王竞相效尤,其他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辱骂官长者,斩首不留”;甚至“凡各尊官自外入,卑小官必须起身奉茶,不得怠慢”。连礼仪、服装在各王、各级官吏中均等级森严。这些,一方面产生了太平天国领袖与部众的矛盾;另一方面,加剧了领袖之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最终酿成了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天京事变”。

马克思在论封建社会的农民时指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个主宰就是皇帝。洪秀全在宣称地上的“咸妖”气数已尽,应由天父“皇上帝”取而代之的同时,将自己也变成了皇帝。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跳不出以不平等思想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坐天下的框框。革命胜利后,权势欲一膨胀,必然要进行权力再分配,已占皇位的要设法保位,传之万世;居皇帝之下的,则想龙袍加身。“天京事变”中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农民阶级分散、闭塞、自私、狭隘等弱点,并迁延到事变后首义最后两王: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矛盾展开。

在“天京事变”中,石达开全家惨遭韦昌辉杀害,内讧平息后,他忍辱负重,回京辅政,“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却消极吸取事变教训,忌恨石达开的威望,他处处设防,担忧石达开重蹈杨秀清覆辙。“天京事变”前,杨秀清不仅独掌兵权,指挥作战全由自己作主,而且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出现了历史上拥兵自重的铁腕人物,以相权、兵权侵犯君权的结局。事变后,石达开声名大振,集相权、兵权于一身,当然成了洪秀全的眼中钉。同时,洪秀全认为事变之因,在于重用异姓王。于是,他封两个王兄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从上层逐步夺去石达开权力,处处挟持他;又广封同族同宗的兄弟和亲属,从下面瓦解石达开的权力。湘军头目李续宾得到情报:“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石达开面对徒有提理朝政之名,实则权柄不归,被架空的局面,内心非常矛盾。摆在他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消极忍耐,直至遭到杀身之祸。这对于志向高远的石达开是不能容忍的,他已目睹自相残杀的惨局,不愿太平天国再次内讧,功败垂成。

第二条路,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王。然而,石达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他的头脑中印满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在太平天国上层关系上,他既谦恭、礼让,屈居诸王之末;更严格遵循“君为臣纲”、“忠孝节义”这些传统的封建道德观。自接受了洪秀全中西合璧的一神教天命观后,始终将天王奉为君主,决不敢犯上作乱。

第三条路,离开洪秀全,远征不归。这比较符合石达开当时的处境和心理活动。他为了往后不受洪秀全牵制,打开新局面,在继续打太平天国旗号,尊天王为领袖的前提下,决心远离天京,沿途贴了布告:“……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鉴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带走了太平天国的精锐20万之众。

石达开的远征,不但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加速了它的失败,而且开始了他在流寇主义驱使下,走向大渡河覆灭的起点。

石达开从1857年6月离开天京,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之间,1859年7月又回师广西,进入云南、贵州,在西南多民族地区艰苦征战四年,完全脱离了太平天国主战场。这期间,石达开与清军作战数百次,都是且败且走,疲于奔命,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考察其原因,又是犯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错误。

首先,组织松散、军心涣散,缺乏统一领导。石达开出走后,与天京失去了联系,为清军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他带走的部队虽然通过“天京事变”,逐步认清了“皇上帝”的真面目,但石达开依然打着天王的旗帜,使自己难以建立绝对的权威。当行军作战中粮草供应顺利时,部下尚能听其指挥;反之,则思恋天京、思恋家乡、伺机逃跑,投敌、自相残杀事件不断。据光绪十五年《平桂纪略》卷三中说:“达到据庆远,所掳粮米不足以供食……其贼目朱姓者以达开势败,率众东窜。”朱衣点等67将带走精兵十万,万里回朝,更使石达开的军力从此一蹶不振。

其次,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建设。石达开远征军无论在进军江西、转战闽浙,还是围攻宝庆,回师广西,辗转入川途中,每攻下一城一地,既不进行反清的政治宣传,狠狠打击地主阶级,也不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而是东奔西窜,连个休整的后方基地都没有。结果,那些地方的官僚地主在石达开离开后,势力迅速恢复,反攻倒算比以前更加凶猛。

再次,不耐烦和群众一起作艰苦的斗争,只想跑到大城市去。他在远征过程中强攻坚城,打进去即享乐一番。当攻下江西南安府时,错误地决定了由湘入川,夺取成都,建立川西平原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有重兵把守,更兼有湘军策应。石达开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东南一带,却孤军远征四川,无疑是以卵击石。曾国藩对石达开的流寇主义必然失败有过预见,说他“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蜕化变质,导致了内讧和石达开被逼远征。石达开劳师袭远,在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必须要走向失败。而他突入四川后的个人决策失误,清军布防严密,天时地理,与彝民关系等偶然因素,加速了他的失败。因此,要探讨石达开大渡河覆灭的根本原因,首先要揭示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

1862年7月,石达开远征军沿湘黔边境北进,首入四川。斯时因清军已重兵把守四川各地,石达开屡攻各城不克,遂又折入云贵,准备待机再次入川。1863年5月,石达开“毕其功于一役”,又突入四川,渡过金沙江,北进到宁远(今西昌)境内,随后确定了抢渡大渡河,经雅安抵成都的路线。

石达开执意入川,并选择大渡河为进军路线,是自取灭亡的愚蠢之举。

第一,石达开战略决策一再失误。远征军在近七年的流动作战中几度分化,从天京出来的部队所剩无几,沿途招募的新兵战斗力较弱。全军对远征四川缺乏信心,特别在第一次入川不利的情况下,部众更加意志消沉。同时,清军在四川境内与远征军较量后,加强了布防,只等石达开自投罗网。这时,石达开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民心,一意孤行,在战略上走错一步棋,以致全盘皆输。石达开贸然进入不熟悉地形的大渡河畔,在战术上又犯了致命的错误。部队开进途中,石达开“目睹部伍鱼贯以进,辄畏惧”,觉得这是深入绝地,曾打算回师宁远,再徐图成都,旋因部下力争:“兵家乘虚为上”,“便捷莫如小道”。于是,石达开“决意冒险深入”。于5月14日到了前阻大渡河,左界松林河,东南、背后均是高山的紫打地(今安顺场),从此陷入了难以回旋的死地。照理,自幼熟读兵书,又有多年战斗经验的石达开,不可能不懂“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的常识。可惜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误入歧途。这里既反映了远征军在上下离心的情况下,已不耐烦重复行军,又表明石达开已陷入冒险主义的泥淖不可自拔。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上、道义的特征,即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与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进程和结局发生显著的影响。”

第二,清军调兵遣将,严加防守大渡河天险。石达开入川后,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以逸待劳。四川总督骆秉章是太平军的劲敌。他于1861年5月统领湘军入川,先后剿灭了几股农民武装,造成了石达开孤立无援的态势。石达开一入险境,骆秉章深知“石逆凶狡多谋,一处疏漏,即不足以制其死命。”遂与布政使刘蓉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部扼守大渡河北岸。又以厚利发买土司,命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王应元率彝兵扼守松林河;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彝兵砍南面山上的大树,断远征军的归路。调胡中和部驻扎化林坪(今泸定南),以为声援;谢国泰部守猛虎岗,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清军兵强马壮,又熟悉地形,加上彝兵的帮助和广大的后方,经过如此层层设防,对于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不熟悉地形,孤军深入大渡河的石达开远征军来说,几如陷井。

第三,大渡河的水文、气候、地理环境,成了石达开远征军的天然阻障。大渡河宽47-200米,深为7-10米,流速每秒3-4米,河水在高山峡谷间穿行,落差大,流速快,5、6月份又是山洪暴发的季节。石达开刚到大渡河畔时,河水流速还正常,可以乘筏渡过去。但是土司王应元已搞了坚壁清野,藏好了船只和粮食。远征军只得砍树造筏,搜索粮草。等三天后准备渡河时,不料上游山洪暴发,河水陡涨,清军唐友耕部正巧赶到对岸。石达开组织了几次抢渡,全部失败,且伤亡惨重,紫打地气候多变,地形险恶,远征军都是外地人,无法适应当地的温差,以致发疟疾的人骤增;更兼远征军困守营盘山至紫打地方圆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夹谷之中,粮道完全断绝,只能坐以待毙。

第四,石达开仓促进军,没有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石达开到达的大渡河畔,是彝族地区,必然要涉及远征军与彝民的关系。据当地新征集的《俞氏宗谱》记载,远征军抵宁远郊外大菁山时,“士民悲哀,斯时合境惊惶,置论昊天,东逃西窜,有居乡入城者,有住城往山者,世界慌慌,风声无定。”如果光从这条史料看,似乎远征军纪律很坏,引起了彝族的民愤。但我们应对《俞氏宗谱》作具体分析。西昌凉山地区文化极其落后、彝、藏、汉各族人民几乎都目不识丁,而宗谱一般是大地主才会有的,执笔者必然站在反动立场来污蔑太平军。事实上远征军是守纪律的,1935年红军长征到那儿,毛泽东等会见曾亲眼目睹石达开失败的老人时,他们十分怀念翼王部队,说远征军对人民甚和气,军队有纪律。

那么,石达开为何争取不到彝民的支持呢?这是远征军受客观条件限制使然:

其一,在时间上,清军沉着应战,赶在石达开之前收买了土司;远征军则日夜兼程,一心一意早日飞渡大渡河,无遐顾及争取彝民。

其二,彝族地区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生产方式下,与外界几乎隔绝,不了解远征军的意图,且该地区长期的民族隔阂,使彝民对远征军敬而远之。

其三,当地土司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理人,他们和地方官僚狼狈为奸,以控制头人的“质彝制”(指头人必须服从土司,不然,将其子作人质关押)去统治彝民,对那些称为“娃子”的奴隶,操有生杀予夺大权。多年来,彝民的命运是由土司主宰的,既然土司已为清军收买,那么在土司管辖下的彝兵也只得助桀为虐了。如此,冒险入死地的石达开,自然不可能制定并实施可行的民族政策,以得到彝民的支持了。

其四,关键时刻,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失去了最后的突围机会。石达开组织多次抢渡失败后,部队的给养全部断了,“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甚至“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

为此,石达开被迫写信给王应元,愿以千两百金,两匹良马为酬,希望他罢兵让路;又向岭承恩提出同样的请示,均遭拒绝。相反,他们攻之愈急。又经几场血战,远征军突围至老鸦漩。这时部队虽从四万人降至八、九千人,若破釜沉舟,拼死向东南清军防守最薄弱的大树堡突围,还是有生的希望的。可是石达开见部下伤亡惨重,却失去了拼搏的精神,遂写信给骆秉章:“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达闻阁下信义昭著,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宥我将士,赦免杀戳,则达愿一人而自刨,全三军而投安。”对敌人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叹道:“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

结果,骆秉章趁机指示参将杨应刚于洗马姑竖“投诚免死”大旗,诱捕了石达开和他五岁的儿子,以及三个宰辅,不久被杀害于成都。同时,清军、彝兵以火箭为号,残杀了放下武器的远征军余部。

石达开为何会产生这个幼想的呢?这反映了他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忍受了多方面的矛盾。如前所述,石达开出身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在国破民穷的苦难岁月,他作为一个有识之士,激流勇进,投身于太平天国革命。在革命顺利时他会狂热,而处于低潮时却会悲观,他的阶级立场有再度转化的可能,从石达开致骆秉章信中,可以看出他陷入迷茫中的矛盾心理。尤其在面临生死搏斗之际,他的个性冲突更复杂,一会儿激励将士“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就缚,誓于死中求生。”愤笔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 江定不降。”一会儿又投书敌人,思归山林,直至自缚清营,不能驾驭自己的命运。

个性冲突的结局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农民领袖的思想,不能不受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制约。石达开自幼受儒学熏陶,孔孟那套“以仁义之心待人”、“士为知己者死”、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伦理纲常形成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虽然他为“皇上帝”取代“清妖”浴血奋战过,但封建伦理始终支配着他的人生哲学,连清军也称他为人宽容,“于初起诸伪王中最为爱人”。甚至被俘的敌将、豪绅,都希望解到翼王处受审。因此,当石达开看到部下血洒疆场,突围十分困难时,他就将“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寄托到了凶残的敌人身上,导致全军覆没。

从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活动,我们看到远征军虽然与清军多次激战,最后还是没战斗到一人一枪,成了封建伦理的牺牲品,石达开对这场悲剧要负主要责任。然而,追溯石达开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乃是太平天国封建化而造成的内讧。如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内讧集中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即农民起义只能起到局部松动封建统治的作用,不可能推翻整个封建制度,也不可能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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