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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官民比例和财富分配情况

时间:2016-05-03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中国的经济规模早已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在2011年,仅仅21000多元人民币,排在全球百名之后,连人人喊打的中国男足在世界的排名都不如。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黄亚生曾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的人均收入按照如此巨大的资本投入和各种有利条件,现在应该突破15000美元大关,而事实上,我们的人均收入直到今天,才区区不到5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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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可以试着看一看宋代的财富分配情况。

一、官民比例

宋代是中国古代一个国力和军事力量积弱的朝代,但这种极弱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国家虽军事力量的弱小,但民间的财富却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所谓的“盛世”,甚至有过之。

官民比例是较为直接衡量国家、民众财政负担和民众收入公平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值得一探。

所谓的“官”,也就是俗话说的吃皇粮的和吃财政饭的。宋代是有名的冗官泛滥的朝代,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人口大约为3000万,官员为2万多人,官民比例大抵为1:1500。

王安石变法之后,比例更低,这个比例大大高于明清时期,但与当今中国的官民比例高达1:30左右(甚至有学者统计为1:18)来说,那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很明显,吃皇粮的人多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就大了,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倚靠全体纳税人的税款,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官员越多,民众的负担就会越重。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国有的财富或国家可支配的财富;二是民众的私有财富。

很多时候,国家的总体财富就好比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国家可支配的财富这一块切多了,相对应的就是民众的私有财富就剩下的少了。

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大于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税收增幅也是举世罕见。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大概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5%。我国民众消费如此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下。显然,财富是一个大蛋糕,国家切的多了,国民就吃得少了。

当然,中国目前民众消费能力低下,而国家或政府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这种局面倒是与宋代不同。北宋初年,即便官民比例1:1500比现在低得多,政府可支配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远远低于现在,但是北宋政府依然很穷,常常入不敷出,即有很大的财政赤字。为此,早在安石全民变法之前,大政治家司马光就提出过“官职冗滥”的问题,减少官员的数量,为国家财政松绑,其实是北宋改革派(王安石)和守旧派(司马光)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必须减少吃财政饭的官员数量,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减少国家和国民的财政负担。

当前,中国的行政成本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吃财政饭的人员过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吃皇粮的人过多,不仅仅只是财政负担的问题,还是一个国民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问题。当一个人可以无忧无虑地被国家养着,生活大有保障之时,他就可能不思进取,过一种没有创造力和效率低下的“扁平生活”。如此,当这种类型的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形成效法机制和惯性之时,全民的创新能力和产生能力都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可见,不管是政府手中有钱还是没钱,在保证行政的正常高效运转的前提下,都要尽量减少吃财政饭的人数,减少政府和国民的负担。政府和国民的负担少了,留给民众的那块财富蛋糕就会多起来。

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政府开始财力雄厚起来,但这并不是与民争利的结果。反而,王安石相当警惕国家对民众财富的侵蚀,坚持藏富于民的理念,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要达到一种双赢的局面:政府有钱,同时百姓也有钱。

二、纳税负担

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严重不协调和失衡,这是全球众所周知的一个经济怪现象和国家发展的顽疾。其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经济学界内外的各路专家和决策者都对症下药,开了很多良方。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撰文指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国民收入低下的问题,首先亟需减税一万亿人民币,税收是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杠杆,古今中外皆如此。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纳税负担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而且痛苦指数要超越法国,冠于全球。大力呼吁政府减税的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当前我国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必须降低五分之一。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即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6%。在CPI居高难下的当前,仅仅增值税降到13.6%,就可以大大缓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支出。换一个角度来说,降低他们的消费支出,也就是在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两宋时期,国防压力巨大,抵御和制衡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靡费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但即便如此,宋代的税负和税率都不甚高。宋初,南方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归于一统。浙江自晚唐以来便是国家赋税重地,宋廷却把此地原割据政权的田税降低三分之二,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但赋税不仅不增,反而却能够大幅降低。

北宋前期百余年的时间,各种名目的税收,尽被废除,国家财政负担因军事而屡增不减,可政府对税收却相当克制。

南宋时期,为了扩大和激励国际贸易,把关税税率骤然由30%降低为10%。大幅度降低关税,虽然国家的税收和财政盈余受到了影响,但使得民众可以买到更为便宜的进口商品,大大降低了民众的消费支出。从根本上来说,亦是藏富于民的做法。

三、福利制度

根据今人的研究,宋代的福利制度已然超越现代的“由摇篮到坟墓”,从两端延续至“从胎养到祭祀”,即孩子还未出生就受到国家的资助,人死多年,国家还能够补助祭祀之费。

北宋仁宗时期,国家颁布“胎养令”,规定怀孕的妇女没有经济来源的,可以获得国家补贴。此后,“胎养令”不断完善和延伸,贫困之家的孩子出生后,还能够得到国家的钱、米资助,以及减免各种税负。针对被遗弃的孤儿,朝廷一是创办“婴儿局”,收养弃婴;二是国家出钱,来雇佣养母和收养家庭,使得弃婴重新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和存活的经济条件。

对于低收入民众的保健和看病问题,宋代也以国家财政出资,予以救济,并成立了专门的受国家财政补贴的药品供应机构,其药价很便宜,只抵消成本即可。关于平民的养老问题,宋代陆续设立了“福田院”、“居养院”等养老机构,其福利待遇之优渥,以至于令“贫者乐而富者扰”,就连我们都认为荒淫亡国的宋徽宗,其在位时还把国家养老的标准由六十岁降低为五十岁。

除此之外,孤儿和贫家子弟,还可以免费或低学费进入公办学校读书,甚至连吃饭都有国家的补贴和支付。为了保证这些补贴和支付能够及时到位,两宋时期,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所谓的“学田”,其产出收入都作为各地的教育补贴。

说到底,这些措施都是变相的藏富于民,难怪大词人柳永对宋代杭州的民间富裕有过如下描述:“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看来,还是有所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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