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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时间:2015-05-21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1042年(宋庆历二年)进士,1058年(宋嘉祐三年)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因循保守;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宋神宗进行变法,积极推行新法,由于保守派的固执反对,新政的推行迭遭阻碍,1074年(宋熙宁七年)辞退,1075年复宰相职,1076年再次辞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后改为荆国公,世称王荆公,1086年5月21日(宋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逝世。

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字说》、《钟山目录》、《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中的《周官新义》残卷:《老子注》(保存在《道藏》“彭把集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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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北宋神宗年间,开国百年来的积弊终于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于是一场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图强求变的改革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王安石变法,然而很不幸,这场变法不但没有富国强兵,反而把北宋王朝沉重的病体折腾得灯枯油尽,盘点变法的失败原因,估计能总结出一本书,但纵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用人失察、多用小人绝对是不争的事实,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毁于小人之手。

回过头来看历史,王安石固然是一个道德君子,然其所重用的改革干将,如吕惠卿、邓绾、蔡京之流,虽各具才干,但多是无耻小人,正是这些奸佞小人令改革沦为党争,最终毁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罢相后,北宋王朝的改革完全走了板,变成了小人们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直接断送了北宋王朝,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

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危机重重:一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二是西夏等外敌虎视眈眈,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特别是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导致政府出现严重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到了不改革就要完蛋的地步。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受命于危难之时,强制推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选人用人、文化等各个方面,力图通过改革,富国强兵,拯救危局,应该说,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确实在一定程度达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如国家财政状况改善、王韶收复河湟故地等。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竟遭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对,最后,这场变法不但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引发了更大的社会矛盾。

当时,王安石变法从理财入手,提出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口号,但实际上,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大部分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恰恰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产生了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不仅给反对派以攻击新法的口实,同时也使新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以青苗法为例,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这本是一件好事,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其他改革措施,也普遍存在类似情况,造成百姓负担反而加剧,生活状况日益下降。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一位看门小吏郑侠冒死进献《流民图》给神宗,看着图上百姓哀鸿遍野、饿殍满道的惨状,神宗为之长吁短叹,次日,神宗便宣布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用人路线与用人失察,改革为何得到如此结果?我们要从王安石变法的用人来寻找答案。

王安石变法之初,即遭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的反对,而且这些竟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司马光等人反对的并不是变法本身,而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等人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该法必然会给地方官吏提供腐败空间,使他们借机盘剥百姓,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光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为人执拗,他索性推行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只要是口头拥护新法,并坚决推行新法的官员,不管其人品、节操如何,即给予重用,而这些人恰恰多为投机分子,并非真心改革,只是借变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此,司马光早有察觉,特地写信告诫王安石:“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与王介甫书》)

可惜,司马光的劝诫并未起到作用,改革上的用人失误给变法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当时,王安石重用的这些人,或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做出种种人所不齿之事;或者以权谋私、唯利是图、鱼肉百姓,激起民怨沸腾;或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排除异己,使改革沦为党争,改革的最终断送,很大程度上源于于王安石的用人失察。

2、王安石变法集团中的小人众生相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参与者为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这些人尽是奸邪小人,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宋史》的奸臣册中,尤其是蔡京堪称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先说吕惠卿,此人曾是王安石最坚定的亲信,变法的二号人物,但司马光却对宋神宗如此评价吕惠卿:“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能动人主?”这番话令神宗为之默然。

此后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对此,王安石颇不悦,然而事实证明司马光的判断极准。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在保守派攻击和变法派倒戈中伤下,第一次罢相,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惠卿乃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拜相后,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遂与另一改革派大臣邓绾合谋,将王安石牵入谋反案中,欲置之于死地。

王安石得知后,赶往京城向神宗申辩,澄清了事实,后又查出吕惠卿敲诈商人五百万钱的重罪,由此,王安石重新为相,但吕惠卿心有不甘,竟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信呈给了神宗,由于王安石把吕惠卿视为同舟共济的知己,给他的信中曾有“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字样,这就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第二次罢相,政治生涯就此完结。

再说邓绾,此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为了快速升官,他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乡骂他无耻,他竟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以取谀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窄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章惇为相后,复行新法,对反对变法的诸臣大肆报复,“手段过激,事同弄权”,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苏轼就是这个时候被贬到惠州,只因苏轼做“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章惇就认为苏轼活得挺舒服,再贬苏轼到海南,对于死去的司马光,章惇不但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掘墓鞭尸,只不过没得逞,但章惇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也争得面红耳赤,但其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君子之争,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还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得势后,评价王安石只是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此时双方在政治斗争上都没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势后,立即把改革变成激烈的清算,是国家的有限力量都在党争中消耗殆尽。

此外,曾布、蔡确、杨绘、刘挚等都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这些人为谋私利,迅速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骨干力量,把改革队伍撕扯得七零八落。

至于蔡京,此人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与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并称六贼,借变法之名,收刮民脂民膏,腐败得一塌糊涂,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实为北宋灭亡罪魁祸首。

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很大程度上败在用人失察,进而失去民心,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或许,这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世的警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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