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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中的史前文化

时间:2016-04-03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在论述炎黄尧舜开拓中华文明的动人史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有关原始社会的考古资料。近百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有了许多重大的发现。考古资料虽然没有文字说明,但它却是未经后人改动过的真实文物,将其与古史记载以及科学的历史理论结合起来,对了解原始社会的历史真相有重要意义,也可以与炎黄等开创中华文明的历史互相印证,从而证明炎黄及其前后的历史不是虚构,而是寄托了人们的崇敬心情和美好希望的相当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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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工人一起,在北京城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头盖骨以及大量猿人的骨骼化石,可惜这些珍贵文物在1941年以后失落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对北京猿人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属于男女老幼约40多个人身上的骨骼,包括完整或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还发现了当时猿人制造的近十万件大小石器以及由于长期使用火而堆积成的灰烬。周口店发现的古代猿人被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北京人的化石丰富而全面,成为研究50万年前远古祖先生产和生活情况的重要资料。

北京人的头骨与现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前额低平,眉骨突出,嘴巴前伸,下胲后缩,牙齿粗壮,面部较短,有点类似于现代猩猩的形状,反映了其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他的脑容量约1059毫升,约等于现代人脑量平均数的80%,远较当代的猩猩要大。据研究,北京人已直立行走,从而促进了下肢骨的进化。股骨(大腿骨)已有与现代人类相似的特点,但髓腔很小,管壁很厚。由于直立行走,北京人的上肢已从行走的工具变成从事劳动和生活的工具,上肢骨与下肢骨相比更接近于现代人。特别是上肢的肢掌已从地面解放出来,逐步演变成能从事劳动的手。总的来说,北京人的手和脚较进步,而头颅类似于猿,这也证明正是劳动推动了从猿到人的转化。由于从事劳动生活需要思考,逐渐产生了音节性的语言,进而推进了脑的发育和进化。由于手的劳动使上肢最先进化,尔后引起四肢的分化,下肢的发展落后于上肢;脑及脑壳是随着手的劳动和四肢的分化而逐渐发展的,所以保存了更多的原始性质。

北京人在洞穴中居住了约30多万年。他们已懂得保存天然火种。火的使用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用火使原始人类由生食改为熟食,预防了疾病,改善了营养,扩大了食物来源,增强了体质;用火可以御寒,可以御兽,可以照明,增强了原始人与自然斗争的能力,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中国人自远古即开始崇拜火和红色,不是偶然的。

北京人已懂得用敲打过的石头制成原始工具进行生产劳动。这种石器经过敲打,一面或几面带有刃部,可以刮削和切割,但未经磨制而很粗糙,故称为旧石器。木器和木棍之类是经石器砍断刮削过的又一工具。北京人还使用骨、角制成的原始工具。

狩猎和采集,是当时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他们捕猎的野兽主要是鹿类,还有羚羊、虎、豹、猕猴、犀牛、象等,另外还有水中的鱼、树上的鸟。丰富的肉食为他们提供了蛋白质和脂肪。北京人还在洞穴外的原野和森林中从事采集。树上长出的果实、地下植物的块根,成为他们的主要菜蔬。据研究,当时周口店地区气候温和,树木繁茂,水流充足,动植物资源丰富,这为北京人提供了最基本的居住场所和食物仓库。

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科学技术的极不发达,使北京人过着极为简陋原始的生活。为了同大自然抗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北京人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协作、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生活。他们白天一起劳动,男人多从事狩猎,女人多从事采集,得来的动植物经过洗刮烧烤后一起食用,晚上在洞穴内男女不分辈分地睡在一起。极端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北京人的寿命很短,已发现的40来个个体死于14岁以前的占了1/3。1949年以后发现的云南元谋猿人、陕西蓝田猿人,时代比北京人早,但发掘的材料远不如北京人丰富。

到了约距今十万年前,猿人逐步进化成为古人。古人阶段的我国人类化石较多,可以丁村人和许家窑人为代表。古人的骨骼较北京人略有进步。在生产技术上仍使用打制石器,但加工技术有了进步,又出现了用于投掷的石球等工具,捕获野兽的能力有了提高。当时已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使原始人类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加强。

到了距今约五万年至两万年前,古人进化成为新人,原始群体逐步演化成早期的母系氏族公社。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有广西的柳江人,北京的山顶洞人等,而以山顶洞人为代表。山顶洞人的原始文化,揭示了母系氏族公社形成时期的社会生活。

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与北京人化石发现于同一座山。共发现三具头骨以及属于8个个体的其他体骨和牙齿。据测定,山顶洞人活动时间在距今18000年前。当时的生产技术有了新的进步,石器的类型增多,更适合于狩猎、刮削和切割,能在木棒尖端绑上石矛用于射杀野兽,可以捕获一米多长的大鱼。骨针的发现说明当时人们已能缝制兽皮衣服。山顶洞人制造的骨针是用兽骨刮削和磨制而成,针尖圆钝,针孔用小而尖锐的尖状器挖成,骨针残长83毫米,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缝纫工具。

装饰品已经开始出现。成串的大小不一的小石珠、穿孔的兽牙、截成小段的兽骨、加工修饰过的鸟骨、鱼骨和海蚶壳等,经过打磨、钻孔,有的还用赤铁矿粉染成红色,用动物的皮或筋穿起,挂在头颈上,成为美丽的象征。加工砾石、牙、骨、壳需要较高的技艺,而群体内有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装饰品的制造,正反映了当时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原始艺术的产生即始于此时。

生产力的发展,原始艺术的产生使山顶洞人萌发了最早的宗教观念。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一具青年女子、一具中年女子和一具老年男子的人骨化石,都佩有装饰品,身旁有生产工具,骨架四周有用赤铁矿的红色粉末撒成的圆圈。红色的赤铁矿粉生命和鲜血的象征,是活人对死者灵魂不灭、死后获得新的生命的祈求,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意识。

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组织有了进步。根据世界历史的普遍规律,由原始的血缘群婚过渡到族外婚,便产生了萌芽形态的母系氏族公社。猿人阶段的最初人类是实行原始杂婚的,即一个原始群体内部男女老少互为夫妻。后来发展到古人阶段产生了血缘家族,即一个群体内的同辈兄弟姐妹互为夫妻,这是人类最早的家族形式。到新人阶段产生了族外婚,即一个原始群体内的一群青年男子集体“出嫁”到另一个原始群体内与一群青年女子互为夫妻。这种族外婚的家庭形式避开了同一血缘组织内的近亲婚姻,有利于子女的健康和群体的发展。但由于实行集体婚姻,夫妻关系不固定,一群本族内同辈女子是“嫁”过来的男子的共同妻子,一群“嫁”过来的同辈男子是本族内同辈女子的共同丈夫,“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从族外婚开始起,原始群体逐渐演化成母系氏族,氏族内血统按母系计算,子女留在母亲的氏族内,子女长大后儿子集体“外嫁”而女子继承血统,氏族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年长女性任族长。氏族内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人人平等,互相协作帮助的原始共产生活。

山顶洞人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已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形成时期。

到了距今约一万年以后,我国的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繁荣时期,新人进化成为现代人。当时的人们居住区域已扩大,由过去的几个点发展到面。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考古遗址遍布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东北、内蒙古、西北地区。而以遍布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最为典型。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六千多年,现已发现该文化遗址达1000多处,遍布于黄河中上游及汉水上游。在仰韶文化众多遗址中,西安半坡村遗址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考古发现证明,当时人们已有了原始农业,人工种植粟子(小米)和蔬菜,粟成为居住于黄土高原的仰韶先民最早培植成功的粮食作物。仰韶先民们开始饲养家畜,猪和狗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品种。陶器的制造是这时的重要发明。仰韶文化的陶器底色为赭红色,上面画有黑色图案,以几何形和虫、鱼等动物为主。陶器的使用,使原始先民能够烹煮食物,盛放饮料和食品,对人们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仰韶文化的陶器因有彩色而被称为彩陶。

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不再赤身裸体或以树皮、兽皮为衣,而是已经有了原始纺织业。在半坡等村落中,发现了陶纺轮、石纺轮、骨梭等原始纺织工具。当时人们利用野生的麻质纤维,通过纺轮捻制成麻纱,织成粗麻布。

在生产工具上,仰韶文化时期有了磨制石器,考古学上称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磨制的石器较光滑而有锋利的刃部,多数还钻有孔,可以绑上木棍,因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磨光钻孔技术也用于骨器制造,各地曾有较多的经过磨制的鱼叉、鱼钩、镞、刀、针等出土。经过磨制的用石、骨、玉制成的珠、管、璜等装饰品也比山顶洞人制造得更为精美。

除了农业和人工饲养家畜外,渔猎和采集仍是当时重要的生产活动。人们使用较进步的工具捕获鹿、羚羊、獐、野猪、野兔及其他飞禽走兽、鱼虾蚌类,采集多种野生植物的果实和根茎,用陶器烹煮成食物,改善了生活条件。为了表达意念和信息,当时的原始先民开始在陶器上刻画符号。

仰韶先民的居住条件也有了大改善。人们已不再住在自然形成的山洞里,开始建造房屋。仰韶文化的房屋多数为半地穴式的有方有圆的泥质小屋,以所挖下的坑壁为墙基,周围竖立木柱,和屋内的大木柱共同支撑屋顶,屋顶盖以草涂上泥,四周墙壁均加草抹泥。房屋的建造使人们摆脱了自然环境的限制,能够住到更广大的地区了。

1973年发掘的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是南方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典型遗址。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类似的文化特点,但也有南方文化的特殊性。人工种植水稻、木制榫卯结构和骨耜的使用,是河姆渡文化的三大发明。这证明七千年前江南地区的原始先民,已住进较仰韶先民更为高大通风的木结构房屋内,食用人工种植的水稻,用骨耜(铲)进行生产劳动了。

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组织,可以半坡氏族来说明。一个母系氏族,是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一位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最亲近的亲属组成一个血缘群体,世代居住在一起,血肉相连、生死相依。半坡氏族居于几万平方米的村落内,遗址内有三条围沟,其中一条是环绕在居住区周围的大围沟,深、宽各五六米,将村落与外界隔开,应为防御性设施。两条小围沟在居住区内,可能是区别氏族内不同家族的界线。居住区中有一所大房子,应为氏族成员公共活动和开会议事场所,也是老人小孩住宿之处。另外有几十座小房子,排列在大房子的北侧四周,房门口基本南向,都朝向大房子。小房子应是当时族外婚或由族外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形态的对偶婚(不牢固的一夫一妻制)时期成年男女生活睡觉之处。村落外有氏族的公共窑场和公共墓地。氏族成员在一位母系族长的组织领导下,生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人平等,互相帮助合作;死后不分地位高低地葬入氏族墓地,彼此永不分离。

到了距今四五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瓦解,产生了父系氏族公社。这一时期我国的原始文化遗址更多了,而以遍及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为典型。在考古学上,把这一时期视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磨光的石器转向大型、装柄,便于开垦荒地,发展锄耕农业。收获工具有了蚌刀、石刀、牙刀、骨镰,更轻便锐利。南方多水地区逐步应用竹千篰,成为后代水车的雏型。饲养的牲畜除猪、狗外,还有牛、羊、鸡、马等。采集和狩猎来的动植物也更多。陶器的制造也有进步,逐步从火候较低、质量较疏松的灰陶、彩陶过渡到火候高、质地更坚硬的黑陶。陶器的种类也大大增加,并开始使用轮制技术。

无论在农业、畜牧业,还是手工业等领域,生产力的发展使身强力壮的男子都起了更主要的作用,男子生产的劳动产品比女子更多,逐渐把一些简单的物品如猪骨、卜骨、工具等存为私产。但是按照传统制度,妇女是氏族的领导,血统按母系计算,女子只能留在母亲氏族中。男女在生产和氏族中地位的改变终于造成了继承制度和婚嫁习俗的改变。通过不懈努力,诞生了一项“决议”:从今以后女子出嫁到男方氏族中,和男方氏族的一群同龄男子集体成婚,孩子留在男方氏族中,血统由父系继承。从此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族长由女子担任转变为男子担任。

父系氏族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男子在生产中作用的提高和私有制产生的必然结果。在父系氏族公社里,私有制已经产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族长对氏族成员的剥削亦已产生。所以恩格斯曾说,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产生,是妇女遭到的一次最大的失败。

龙山文化遗址深刻地揭示了父系氏族公社产生后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婚姻形态由群婚形态和对偶婚形态下的从妻居改为从夫居,由男方集体“出嫁”转变为女方嫁到男方氏族中,不稳定的对偶婚逐渐向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过渡,妇女从在生产劳动中占主要地位逐步降为从事家务劳动,变成为男方生儿育女的工具。在龙山文化晚期发现的多处一男二女合葬墓中,男子仰卧居中,二女分列左右侧卧于其旁,脸朝向男方,下肢后屈成跪状,上肢或屈于胸前,或向前伸向男子的胸部,表现出屈辱、侍奉的样子。男女三人当然不可能同时死亡,二女应是男性死者的妻妾,是为其夫殉葬的。

龙山文化遗址还发现成年男子与小孩合葬。一对成年男女与小孩合葬的现象,反映了父权制下以男子为中心的个体家长制家族的形成。在龙山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父系氏族墓地,出现了大、中、小墓相差悬殊,随葬品多寡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由此可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占主导地位,原始的平等关系基本上得到保留,但是私有制已产生,阶级对抗已形成,妇女已逐渐沦为附属品,原始宗法制度已经开始萌芽。

私有制的发展产生了争夺和战争,为了在争战中得胜,各个近亲父系氏族组成部落,各个部落又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蚩尤争战的故事,正是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历史缩影。

上述主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的考古资料论述的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概况,与古史记载的远古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传说可以互相印证,共同反映出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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