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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粮论》:封建社会是怎样隐蔽地剥削农民?

时间:2019-11-19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考察明朝的经济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他在《钱粮论》中说:“夫凶年而卖其妻子者,禹汤之世所不能无也;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

这说明,明朝经济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荒年之时,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妻子儿女;然而在丰年之时,这种现象依然存在着。按理来说,丰年之时,农民的收成很好,衣食温饱应该不成问题,为什么他们还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妻子呢?

《钱粮论》:封建社会是怎样隐蔽地剥削农民?-世界历史网

其实,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唐朝中期也有人提及过,例如李绅的《悯农》里就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在统治者励精图治、劝课农桑的背景下,全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得到了耕种,然而可怜的农夫却依然会因冻饿而死。

一边是统治者在朱门里歌颂功德、夸耀产量,另一边是老百姓挨冻受饿、抛妻弃子,说明这个国家的生产依然正常,但分配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将目光从生产转向分配,就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现象的成因。

相比于一穷二白的明初来说,在明末之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户口数也迎来了高峰。然而,经济繁荣却掩盖不住阶层的撕裂,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了。无论是荒年还是丰年,老百姓都要遭受同样的苦难,他们已走投无路。那么这种分配问题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顾炎武的《钱粮论》试图进行解答。

1、封建社会的财富如何在各阶层间分配?

老百姓在丰年时依然一无所得,这说明他们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分配地位又是由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所以要想研究分配问题,我们得深入到经济基础中去,弄懂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

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代表着劳动力,他们跟土地一样都归奴隶主所有,那时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到了末期,随着井田制破坏,土地私有被广泛承认,奴隶们也通过获得部分土地而解放为农民。秦朝时就实行了“黔首自实田”,不再对劳动力进行直接的剥削,而是放任农民去耕种土地,再通过收租的方式来分配其所得。

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天下的土地都被老百姓所分割,事实上封建统治者依然占有着大量的“官田”。顾炎武在《官田始末考》中总结了古代官田的分类,大致有:

“世传之官田”,改朝换代后,从前朝承袭下来的官方田地;

“职官俸禄之田”,朝廷赏赐给官员的田地;

“军营之田”,划归军队屯营耕种的田地;

“藉没之田”,通过查抄贪腐官员的家产所获得的田地;

“开艮之田”,通过开荒而获得的田地;

“僧道之田”,寺庙道观所占有的田地;

此外,家族绝户后的田地也会被没入官中。因此,相对于老百姓所分占的私田来说,官田的面积是非常广大的。官田依然需要老百姓来耕种,在最初的时候,朝廷规定每家每户的男丁都要服徭役——在官田上进行无偿耕种若干时日,并且不能分享劳动所得,称为“徭役地租”,属于公开的剥削形式。

后来,在农民服完徭役之后,如果因家庭人丁过多,私田不足以供给,那么官府还允许他们通过租用官田来进行耕种,待收成之后,将产品多数输送给官府,可以留下一部分供自己使用。其中,输送给官府的那部分产品就被称“租”;此外,官府对老百姓的私田产品也会进行部分征收,称为“税”。故而《金史·食货志》说:“官田曰租,私田曰税”,租与税属于隐蔽的剥削形式。

农民耕种土地,统治者再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来参与分配。

封建社会里,代表劳动力的农民与土地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统治者里的宫廷、皇亲国戚、官僚贵族以及士大夫通过徭役、“租”与“税”的形式参与产品的分配,当他们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时,农民必然会越来越贫困。

2、从“征粮”到“征钱”的税制改革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这得益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理想的社会结构。大唐建国之初,除了官田之外,将私田按人口来进行授予,然后再责令老百姓以租、庸、调的形式来回报朝廷。那时候的租税不以货币为形式,而是直接征收土产(粮)——从土地产品中征收粟、稻、绢、布、麻等。

因此,农民不需要将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以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来交租,而是将部分农产品当做租、税直接输送给官府,十分便利。初唐的徭役也很轻,规定“正役不过五十日”,故而农民在服完徭役后,还有时间去租用官田来耕种,每年按时交完规定的租税数额,剩下多少都归自己所有。

然而,在安史之乱后,朝廷连年用兵,导致国库枯竭,于是财利之说兴而聚敛之臣进。许多忠诚的奴才为了讨好宫廷,便极力唆使朝廷进行赋税改革,用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不再向百姓征收土产,而是要求“以钱为税”——将产品的销售环节转移给了农民,让他们去承担粮价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变“征粮”为“征钱”。因此《钱粮论》说:“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

这一税制改革在理论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一辈子都生活在乡村,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并不怎么需要钱币。况且土地只生出土产,并不产生货币。为了应对赋税,他们被迫将产品输送到城里去进行交易,承担农产品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在荒年时,产品歉收,农民为了交租税,只得变卖妻子;在丰年时,因产品过多,导致价格跌落,受“谷贱伤农”的影响,用很多的土产只能换到很少的货币,依然交不起租税,又得变卖妻子。

朝廷在名义上并不曾增加租税的数额,却通过盐铁官营垄断、禁止民间铸币、借商进奉献助等政策来打压农产品价格,使物轻而钱重;简单的租税也变成了名目繁多的青苗钱、地头钱等等。

聚敛之臣们精通经济学,他们打着税制改革的幌子来改变了过去的分配方式,使官府在不增税的情况下,通过控制物价来隐蔽地剥夺农民的收入。当时的名臣陆贽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曾上书唐德宗,力斥两税法为害民之策,说:“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贸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

唐朝中期的税制改革把实物地租改成了货币地租,让农民承担物价波动的风险。官府垄断了铸币权,可以通过增减货币的流通数量来左右物价。在名义上租税不曾增加,而实际上农民所分配到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少了。

3、明朝“一条鞭法”加剧分配的失衡

两税法实行于唐朝,开始向农民征收货币地租,然而唐宋之时的流通货币还比较多,载体也不相同。在一些地方朝廷会征布帛、另一些地方则征收铜钱和白银。

到了明朝时期,白银逐渐成为上下通行的主流货币。自中期实行“一条鞭法”之后,官府决定向全国各地的农民无差别的统一征银,规定“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要求耕种田地的农民要向官府输送白银。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实在缺乏经济学常识,顾炎武在《钱粮论》中就指出“一条鞭法”忽略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全国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而不是开采银矿的矿主。白银数量少而粮食数量多,不向农民征粮,却向他们征银,这是逼迫农民为了交税而贱卖农产品;

第二,在经济发达、大城镇校多的江南地区,农民能够通过卖粮来获得白银;但是在陕北、两广、辽东等地,因乡村僻野众多,交易不发达,农民根本就没办法获得白银;

因此,顾炎武认为“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于病国,则曷若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制定政策时为什么不能因地制宜,对于经济欠发达、不通商的地方任其缴纳实物地租呢?

然而,明朝统治者却不管那么多,万历帝为了修筑宫殿,应付三大征所造成的国库亏空,依然在全国各地大征矿税;崇祯时为了抗击后金,平定流贼,又扩征辽饷、剿饷与练饷,还大搞土地兼并。在这种背景下,即使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大,生产力相比唐宋也很进步,但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他们手握大堆粮食,却因没有白银而交不起租税。

顾炎武在关中地区,亲眼看见到处是穷乡僻野,不曾与沿海通商,导致乏银可用,即使“岁甚登,谷甚多”,百姓却仍要“相率卖其妻子”,宜乎此地成为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发源地。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官府从农民身上剥夺得越来越多。

4、明末的社会动荡有历史必然性

明朝末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属于领先的。但整个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特别是在白银成为主流货币之后,货币地租的弊端变得越来越严重。“钱”相对于“粮”来说越来越贵,农民为了应付官府的“征钱”,只得将粮食大批贱卖,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所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少。

正因为粮食不值钱,所以弃本逐末、废耕从商的潮流也逐渐出现,大批土地因废耕而被富户兼并;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织户与织工的阶级。然而,大自然很快就惩罚了这种社会风气,自万历末年起,各种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导致粮食连年欠产,许多地方发生了饥荒,许多地方却因谷贱伤农而苦恼。

农民在荒年要出售妻子以谋生,在丰年又要出售妻子以交税,在这种不公正的分配制度下,经济无论如何发展,他们都看不到出路,最后终于揭竿而起,形成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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