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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为什么被誉为“红军之父”

时间:2020-03-28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 | 收藏到:

提起打仗,提起我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包括志愿军)的光辉历程,有几位伟人、将帅和几次战役、战斗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数次反“围剿”斗争;抗战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贺龙、聂荣臻指挥的陈庄战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总指挥,林彪、罗荣桓、陈毅、粟裕、聂荣臻等指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徐向前指挥的太原战役,刘伯承、粟裕指挥的渡江战役,彭德怀指挥的抗美援朝,等等。但是,作为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其具体指挥的战役,在人们的印象中却较为模糊。

这与朱德的身份有关。作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他自然不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即使如此,朱德指挥的主要战役,也是史载皇皇,功绩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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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朱德任一方面军总指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是各个战役的总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战役,朱德也是总指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为政委)。长征中遵义会议前主要有突破四道封锁线,突破乌江(此役刘伯承为前线指挥),智取遵义;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主要有四渡赤水(此役毛泽东主要为战略运筹,朱德为实际指挥者),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为前线指挥)、飞夺泸定桥(林彪、杨成武为执行者)。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抗日战争。回到延安后任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与毛泽东一道指挥全国抗日战争。曾指挥平型关战役(林彪为实际执行者)和“百团大战”(彭德怀为前线指挥),指挥国共军队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刘伯承、徐向前为八路军129师方面指挥员)。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前期与军委主席毛泽东指挥全军战略防御作战;中期到华北指导工作,进行战略进攻和决战的前期准备,指导过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等;后期与毛泽东等谋划运筹,指挥“三大战役”战略决战。

使朱德终身成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关键,是南昌起义后的战斗经历。

北伐战争时期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决裂。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但没有哪一次如南昌起义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与其紧紧相连。十大元帅中有7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中有7人:粟裕、陈赓、徐海东、罗瑞卿、张云逸、谭政、许光达;上将有5人:周士第、萧克、陈奇涵、赵尔陆、杨志成;另有中将7人,少将5人。还有许多著名先烈,其英名也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叶挺、彭湃、恽代英、王尔琢、贺昌、周逸群、郭亮、李硕勋、毛泽覃等等。当然,人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

这次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了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而保留南昌起义火种的功臣,首推朱德。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朱德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但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参谋团长刘伯承)。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时任起义部队团指导员)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滇军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500人,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途经当时滇军遍布的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曾回忆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他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危险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只剩2000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1928年7月在开辟豫皖边根据地战斗中牺牲)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往湘南。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被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以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只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时任起义部队班长)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同上级党委的联系还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由于无处筹措粮食,官兵们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时任起义部队连指导员)后来回忆当时部队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安远县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南昌起义军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在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在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有的还把自己部队拉走,整排整连地公开离队。剩下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面对部队随时瓦解、一哄而散的势态,面对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儿火种可能马上熄灭的局面,朱德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

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4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陷入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讲了一个多小时,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危难关头向即将崩溃的队伍灌输了高山一样的坚定信念。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北京、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他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尽管300多名军官和士兵在这次整顿中离队了,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全纵队共计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儿家底。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儿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这番话,无疑是对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赣南三整”是指朱德在江西南部山区,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的三次整顿: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赣南三整”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创立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产生过更为深远的影响。

天心圩整顿是在1927年10月中旬进行的。这次整顿,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稳定部队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大庚整编是在10月底进行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了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11月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崇义县上堡后进行的。主要是整顿纪律和实施军事训练。

“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在转战途中,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的。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朱德的独创。他把整顿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从而在两个月后,才能再举义旗,发动湘南暴动,创造出另一个崭新的局面。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敌人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由地方游击队领导人胡少海(共产党员,出身豪门,身份没有暴露)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1月22日,朱德化名王楷,与陈毅率部打着国民党军旗号进入宜章县城,将前来欢迎聚宴的反动官吏及豪绅全部逮捕,并解除了国民党县团防局和警察的武装,以智取宜章县城为开篇,拉开了整个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朱德、陈毅将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1师,并在广东坪石一带消灭了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许克祥师。此后,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民攻入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起义烈火燃遍了整个湘南。

参加了湘南起义的萧克将军说:“在这三个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有100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无疑,这次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的一次起义。

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命令。17日,国民党军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由于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乱烧乱杀,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致使工农革命军无法在当地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部于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不久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上旬,毛泽东派弟弟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县(今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3月下旬,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3月29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向井冈山进发。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 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和群众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是当时所有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力量最大、取得胜利最多的武装力量。该师以及在湘南起义中组建的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创建的重要武装力量。朱毛井冈山会师时,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有大约1万人,而原井冈山部队则不足2000人;朱德因为有十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曾任滇军旅长,所以,在成立红4军后,朱德任军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则任党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组织工作。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4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儿神秘式的信仰” 。

1928年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红军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朱毛红军战绩最大、力量最强,其经验也通过在上海的党中央传播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从而带动并促进了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后改称红1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挥。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朱德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曾经问过萧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萧克曾担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是朱德在具体指挥。曾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黄克诚大将也说过:“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刘白羽在《朱德将军传》写到这个著名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

“红军之父”的意思,就是红军的缔造者。以朱德对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贡献而言,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1946年11月30日,在庆祝朱德60寿辰时,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在祝辞中同样称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集会庆祝朱德总司令60寿辰,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1955年5月,新华社记者采访刘少奇时,刘少奇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

“红军之父”的意思是红军的缔造者,从这个称呼的最初得名来看,还有另一层更为直白的含义—朱德对红军战士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红军战士则对总司令充满对待父亲般的感情。

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她这样介绍朱德:“战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尔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这样写道:“确实,他看着就像是红军之父。”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国元首纷纷发来唁电,称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等。这些盛誉是对朱德“中国红军之父”中所含的“红军缔造者”之意的另一种证明。

朱德在战士中间的父亲形象,并不只是马海德和史沫特莱才有的感觉,到过延安的西方人,总是很容易地将朱德和“父亲”联系起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后来他在采访文章中说:“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德国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时的朱德说:“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的慈爱。”

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的杨春於回忆说:“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行军的时候,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上几双草鞋或者麻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会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德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怀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朱德还多次亲自为受伤的战士擦洗脓血,包扎伤口。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道:“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穿着草鞋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战士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战士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据一位老红军回忆,战士们经常由衷地感叹:“他真像我们的老爸爸一样啊!”而那些年轻的战士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称呼朱德“爹爹”。

也许,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1945年改称“朱德警卫团”—的团歌,最能阐释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的含义,最能表达人们在这样称呼这位人民军队总司令时的感情:

我们牢记,一个英名,

朱德,朱德,敬爱的总司令!

多少次雄壮的进军,

他的战马总在我们队列前行进。

啊,威武的统帅!

啊,慈祥的父亲!

我们是朱德警卫团骄傲的士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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